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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新春之际，担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及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萧华突然从公众视野中隐退，此后音讯全无。经过七年漫长的等待，萧华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作为中央领导人再次在天安门观礼台上亮相。在这七年间，萧华究竟去向何方？他又是如何度过这段漫长岁月的？

萧华，年仅十三岁便担任少共兴国县委书记，十七岁升任少共国际师的政治委员，二十二岁则出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三十九岁时荣获上将军衔。他不仅身经百战，屡立奇功，更以《长征组歌》这一作品，在中国音乐史和演出史上书写了不朽的传奇。《长征组歌》被誉为“红色经典”与“华人经典之作”。

正是一位功勋卓越、成就显赫的高级将领，只因不屑与林彪、江青同流合污，竟遭受了长达七年的秘密囚禁。

拒上林彪的“贼船”

于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应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林彪同志被任命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第二位，位列毛泽东同志之后，并成为唯一的中央副主席。

全会开始时，萧华因患肝病在青岛疗养，后按中央的要求赶回参加会议并作了书面发言，表示：“我衷心拥护毛主席为首的正确领导，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坚决反对修正主义路线。”而对林彪成为接班人，因“不了解内情”没有直接表态。会后，萧华便遭到林彪夫人叶群的指责：“身为老一军团的干部，在这个关键时刻，你为何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这是对党的一次态度测试。”萧华的这一行为在林彪心中留下了难以消解的疙瘩。

林彪不满萧华，原因众多。

在策划军事博物馆的展览过程中，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及军事博物馆党委书记的萧华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在面对《井冈山会师》这一系列作品时，他果断地删除了一幅将林彪置于画面核心位置的作品，此举令林彪感到不悦。

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与萧华关系密切，而罗瑞卿一直为林彪所忌恨。即使在养病期间，萧华也是让主持总政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刘志坚遇事多向罗瑞卿请示。萧华家里挂有罗瑞卿书写的一幅字，写的是曹操的《龟虽寿》。一次叶群阴阳怪气地问萧华：“听说罗瑞卿曾送你一幅字，你还特意装裱起来，挂在墙上？”萧华对此回应道：“确实有，是一幅隶书条幅，上面写着曹操的《龟虽寿》。”

尤为让林彪感到愤懑的是，他在军队内部推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方针，遭到了萧华的坚决反对。

结怨“四大金刚”

林彪在跃居中共中央常委第二位之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把全部的政治生命都押在了林彪身上，一再对林彪表示“绝对忠诚”。林彪为稳固自己的根基，把黄吴李邱安插在军队的重要岗位上，组成自己的“四大金刚”，并指示：“军队的权力应集中于你们数人手中，切勿将权力轻易交予他人。”

在黄永胜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期间，他遭遇了数位军长和政治委员的直接点名批评。萧华据此对广州军区上报的文件进行了审阅，并下令总政治部将其整理为绝密级别的《政治工作简报》，并上报至中央政治局及中央军委常委。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林彪精心策划之下，黄永胜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并兼任军委办事组组长，从而跻身中央“核心领导”之列。那份简报随即演变成“总政阎王殿”与萧华的“重要罪证”。

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因威信低、指挥能力差，总政治部党委曾向军委建议调动吴法宪的工作。然而林彪不但不调，反而重用吴法宪，甚至提出全军要大学空军，大整机关，促进机关革命化，意在把空军作为一面旗帜树立起来，实现“个人有雷锋，单位有空军”。但萧华反对说：“空军存在的问题不少，难以经得起深入审查。关于大学空军，我难以理解，若要学习空军，不妨从加强卫生工作做起。”

林彪曾赞扬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拥护毛主席的，是突出政治、旗帜鲜明的，对海军工作转变做了很多工作，反对罗瑞卿是有功的”。同时诬蔑苏振华是刘少奇、邓小平安在海军的钉子，是漏网的彭德怀、黄克诚分子。而萧华则批评李作鹏“搞桌子底下的活动”，并指出：“苏振华尚未受到正式处理，未被罢官，不能随意被打倒。”

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因生活作风问题在群众中反响强烈。面对萧华的处理请示，林彪却表示邱会作是“小节不好大节好”的革命领导干部，甚至含沙射影地指出：“某些干部虽有小节瑕疵，却忠诚于毛主席，强调政治重要性，充满革命热情。然而，还有一种干部，虽无大错，不涉及男女关系，人缘亦佳，善于调解纷争，不至偷鸡摸狗之嫌，但若此类干部掌权，我军恐将沦为修正主义的工具。故而我军干部政策，应着重考察其大节。”

由于萧华的举动触及了“四大金刚”的核心利益，他甚至派遣工作组至“四大金刚”所属单位展开调研与整顿。这使得“四大金刚”对萧华怀恨在心。当林彪向“四大金刚”下达了摧毁“总政阎王殿”和“坚决打倒萧华”的指令后，“四大金刚”便毫不犹豫地针对萧华采取行动，一方面是为了对萧华进行报复，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向林彪表达他们的忠诚。

得罪两大“夫人”

身为毛泽东的伴侣，江青于1956年荣获任命，跻身毛泽东所指定的“五大秘书”行列之一。在1969年举行的中共九大上，她荣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职，从而正式步入中央领导阶层的核心。

由于对江青没有好感，萧华不仅“敬而远之”，甚至是“疏而远之”。但江青却常常找萧华的麻烦。如江青一直想到总政机关兼职，曾找萧华谈过，但萧华不予理睬。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她又提出要在军内任职，萧华不以为然：“江青不是搞京剧改革吗？怎么又管起军队的事情来了？管得这么宽呀！”后来因为江青搬出了“林副主席”，萧华只好指派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去参加会议，并对刘志坚等人说，“江青这个人疑心大，脾气也大，对她的话要多听少说”，“不要同她当面争辩”。江青本意是要萧华参加座谈会的，萧华没有去江青很不满意。她放话说萧华架子大，看不起她。萧华知道后也不高兴地说：“派一个副主任出席难道还不够吗？”

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江青的权势与日俱增，她对萧华的指责也愈发嚣张。有一次，因萧华需参加周恩来主持的会议而错过了与江青同时进行的另一场会议，翌日江青便公开斥责萧华：“你要知道，周恩来与我相比，地位不可同日而语。”在1967年1月19日的京西宾馆会议上，江青看到有两份分别来自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文件，便故意挑剔萧华：“身为总政治部主任，你为何在发文时将总政与军委并列，意图何在？”她坚持要求萧华给出解释。

种种迹象之下，江青始终企图将萧华归类为“叛徒”行列，对她施以极刑，以满足其心中的愤恨。

自山东任职期间，萧华便对叶群的个人生活困境有所了解。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陆定之的妻子严慰冰亦曾向萧华揭发了叶群的绯闻丑闻。因此，萧华对叶群的态度逐渐冷淡。这导致了江青与叶群在对待萧华的问题上找到了共鸣，江青曾咬牙切齿地表示：“别人欺压我们，咱们要携手并进，你的怨我替你出，我的仇你也得为我分担。”

1967年5月13日，在北京展览馆礼堂发生了一场小型武斗（史称“五一三事件”）后，“无产阶级司令部”开始依“三军党委”和“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来左右军队“文革”。萧华的工作从此更加艰难，他多次要求向林彪汇报工作，却一再遭到拒绝。叶群对林彪的秘书张云生说：“首长和我的态度一致，如果萧华来，你就说首长最近出汗了，萧华的事转不上去。”叶群还特意就此事打电话给江青：“故意晾晾那个姓萧的，让他在火上煎着，总政的事，全军‘文革的事，他都得顶着，哪一头出了问题，都跑不了他！”

“第一夫人”与“第二夫人”的联手，让萧华在劫难逃。

惨遭七年囚禁

“文革”初期，林彪、江青即频频向萧华发难，指使造反派对萧华抄家和多次批斗。叶剑英、徐向前等几位老帅为萧华伸张正义，与陈伯达、江青之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也明确表示要保护萧华。周恩来甚至在1967年3月3日，召开了总政系统及军队院校造反派参加的六千人大会，专门批评了造反派揪斗萧华、冲击军队的恶劣行径：“你们在座的没有一个比我了解萧华，他是我看着长大的，他连衣服都穿不好时，我就认识他。他是毛主席调来的，毛主席信任他，培养他，他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就是毛主席。他从红小鬼到总政治部主任，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几十年，总是处于斗争的第一线，哪里困难哪里去。这样一个好同志，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反对党呢？你们会唱《长征组歌》吗？你们能写出来吗？对毛主席没有深厚的感情是写不出来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一句是传神之笔，《长征组歌》每一段我都会唱，你们为什么不准唱？你们凭什么说《长征组歌》是大毒草？”

在林彪、叶群的指使下，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持续策动造反派，对萧华进行批判与斗争。

1967年5月13日，在林彪、江青的挑动下，分属两派的军队和地方造反派为文艺演出由谁参加的问题，大打出手，死伤多人。萧华果断地平息了这场武斗。而林彪、江青却挑动造反派，把这次事件嫁祸到萧华头上。叶群还指使造反派把批判萧华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广场。萧华被批斗一个多月后，因患肝炎，不得不给毛泽东写信请假。毛泽东指示：造反派不要再搞了，萧华的身体本来就不好，让他休息几天，若真有问题，“书面检查，以此了案”。

林彪、江青未停止。

7月25日，林彪在天安门城楼指示造反派说：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

八月的盛夏，在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操控之下，一群造反派如潮水般涌进总政大院，将标语铺陈于每一面墙壁之上。

12月，造反派炮制了一份《关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萧华的罪行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分别上报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不仅罗列了萧华的“六大罪状”，还说：“总政治部长期受彭德怀、黄克诚、谭政、罗瑞卿、萧华等人的操控，经过他们精心营造，已经演变成一个封闭的、无法渗透的资产阶级独立王国，堪比刘、邓在我军内部设立的暗藏的黑店。”

1968年1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将萧华秘密囚禁于距总政总部不远处的松树胡同一隅。自那时起，萧华便陷入了长达一段时间的囚禁生活。

萧华被囚禁的居所仅有五平方米之小，窗户已被铁板严密封闭，室内悬挂着一百瓦的灯泡，整日不息地照耀着。一柄枪口透过门上的细孔，直指萧华的床头，即便是在睡眠之中，他也必须面朝那刺眼的灯光与枪口。因“态度强硬，拒不坦白问题”，萧华常遭受残酷的殴打，身体多处伤痕累累。在这段囚禁的时光里，他的饮食单调至极：早餐，仅有一半的窝头和一碗玉米面糊；午餐，一个窝头，一碗菜汤；晚餐与午餐别无二致。

萧华被囚禁的前五个月，萧华夫人王新兰也被抓走。王新兰获释后，便开始打听萧华的下落。当时社会上对萧华的传言很多，有的说他已不在人世了，有的说他被秘密处决了，有的说他自杀了，有的说他病死了。有一天王新兰从一张小报上看到张春桥的一句话：“林副统帅说过，萧华是三反分子这个案子，什么人也翻不了。”王新兰由此判断，萧华还活着。于是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通过王震交给叶剑英，叶剑英把信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示：“王新兰说萧华不是三反分子，请中央文革小组讨论。”可由于当时林彪、江青的干扰，讨论结果不了了之。

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温都尔汗遭遇败北。传闻中有人向萧华通风报信，称若向江青致歉，或许能逃过牢狱之灾。然而，萧华毅然决然地回应道：“我毫无过错，纵使牢狱之苦，我也甘愿承受！”

两年时光匆匆流逝，王新兰向周恩来递交了一封恳求能够与萧华会面的信件。在周恩来亲自批示之后，王新兰与她的孩子终于在分别五载之后，与萧华重逢。然而，此时的萧华身体浮肿，毛孔渗血，面容呆滞，王新兰与孩子见状，忍不住泪如泉涌。尽管如此，由于专案组的严密监视，他们一家人不敢有丝毫言语上的流露。

终于重见天日

1974年9月，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的庆典前夕，中央特派专人将拟定的出席天安门国庆观礼的领导人名单提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细致地审视了名单，并未发表任何意见，将名单退还。数日后，经过修订的名单再次呈至毛泽东案前，他依旧未置一词，将其退回。直至9月29日，名单第三次呈送毛泽东，他凝视良久，亲自在名单上增添了萧华、刘志坚两位的名字。

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慌了，因为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竟然想起了已被关押七年的萧华，遂立即指示专案组释放萧华。但萧华偏偏不走：“当初为何逮捕我？如今又为何释放我？我需要一份书面解释！”面对造反派的困扰，他们只得请来王新兰，试图说服萧华。

目睹萧华衣衫褴褛，布满裂痕，面容憔悴不堪，王新兰心中所想的唯有期盼他早日归家：“主席下令我们回去，这些是是非非一时半会儿也难以说清，孩子们在家中盼你归来啊！”面对同甘共苦的妻子，萧华这位历经战场的勇士不禁老泪纵横，长叹一声：“好吧。”

9月30日，萧华受邀参加了国庆招待会。周恩来激动地紧握着萧华的手，目光中流露出无尽的感慨，却一时之间竟无法找到言辞来表达内心的感受。

翌日，经历了长达七年囚禁之苦的萧华，终于踏上了天安门城楼的庄严之地。

听闻萧华已获释，九十高龄的朱德便让康克清拨通电话，表达了他想与萧华相见的愿望。萧华夫妇抵达朱德府上，朱德一手紧握一人，仔细端详，连声感叹：“回来就好。”他指着满室的书卷，说道：“萧华啊，你家中被抄，一无所剩。你素来好学，这些书籍就都拿去吧！”萧华无言以对，用力摇头，泪水夺眶而出。

萧华暂居于京西宾馆，前来探望他的人潮络绎不绝。许世友一见到萧华，便情不自禁地痛哭失声：“萧主任，您真是冤枉啊！”

肖华1979年春北京全家照

1977年四月，邓小平与陈云邀请萧华进行了一次谈话。他们指出，兰州曾深受林彪、“四人帮”带来的混乱之害，因此希望萧华能前往担任兰州军区第一政委一职，并兼任甘肃省委书记，任期预计在两到三年之间。然而，萧华在兰州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984年方才被调回北京。陈云对此深感愧疚，他曾对萧华表示：“你在西北的时间过于漫长，让你承受了太多的艰辛。”

1983年6月，萧华荣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之职。他赋诗自励，言辞间洋溢着豪情壮志：“历经南征北战，饱受风霜洗礼。青春岁月，奉献于民族解放事业；壮年时光，融入祖国繁荣昌盛的画卷。老当益壮，雄心不已。在四化建设的征途上，勇往直前，搏击风浪；即便夕阳西下，余晖依旧璀璨，如满天彩霞！”

1985年8月12日，萧华于北京不幸离世，享年六十九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低声呢喃：“多年来，是党组织滋养我成长，然而我对党和人民的贡献，却显得太少、太微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俯身贴近他的耳畔，语气坚定地说：“你为党和人民奋斗了数十年，党和人民将永远铭记你的功绩！”

最年轻开国上将：萧华

萧华（1916—1985），江西兴国县潋江镇肖屋村人氏，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开国上将，亦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他历经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长征、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的风雨洗礼。新中国成立之际，他被委以重任，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部副主任一职。由他创作的《长征组歌》更是被誉为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的经典之作。

家中的“神童”泥瓦匠

萧华，出身于一个家境贫寒的泥瓦匠之家。他的双亲均为早期的共产党员，家中曾是中共兴国县地下党组织的秘密交通站。遗憾的是，他们均在革命斗争中英勇牺牲。萧华自幼便投身革命事业，频繁承担着递送信件的使命。在小学期间，他深受中共地下党员萧以儒校长和萧以佐教员的启迪与教导。

萧华自幼聪慧过人，勤奋好学，每年均以优异的成绩荣膺祠堂学租的嘉奖，被誉为“神童”。尽管身材瘦削，衣着简朴，但他的才华横溢，志向远大。在十二岁那年，他在作文《我的将来》中便立下了“推翻军阀”、“驱逐列强”的壮志，深得老师的赏识与推崇。

1929年春四月，毛泽东于兴国举办了土地革命干部培训班。当时年仅十三岁的萧华，作为青年团的骨干，荣幸地被选派加入其中。年底，萧华脱颖而出，被推举担任兴国共青团县委书记一职。翌年三月，毛泽东特地与萧华进行了亲切交谈，萧华向毛泽东详尽汇报了全县共青团的工作动态，以及兴国城两次失而复得的激烈斗争历程。听闻此事，毛泽东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并特意留萧华共进晚餐。不久之后，萧华便接到了前往红军部队工作的调令。

萧华

开国上将“娃娃司令”

年仅17岁的萧华便担纲少共国际师的政治委员，22岁之际，他已成为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勇猛善战，智谋过人，被赞誉为“娃娃司令”。

年轻的军委委员。1930年6月，萧华抵达红军总前委报到，随即担任红四军军委的青年委员一职。他仅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便成功构建了红四军的青年组织体系，确保各级党委均配备了相应的青年委员。

萧华与少共师领导

萧华智谋对峙沈鸿烈。1938年，萧华领导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在冀鲁边区坚守抗敌。然而，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却对抗日持消极态度，力主反共，并与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密谋“冀鲁联防”，企图将八路军驱逐出冀鲁边区。萧华制定了“与沈抗鹿”的策略，并与前来惠民县城巡视的沈鸿烈进行谈判。沈鸿烈听闻萧华年仅22岁，轻蔑地回应：“这个娃娃司令也来和我谈条件？”为了震慑萧华，沈鸿烈在进城后将他安置在旅馆，避而不见。萧华随即撰写了一封《告惠民各界慰问信》，在街头广泛散发，并前往医院慰问伤员，在学校发表演讲，各界人士纷纷传颂“娃娃司令”的正义与抗日决心，指责沈鸿烈不顾民族大义，对抗日事业漠不关心。在舆论压力下，沈鸿烈被迫紧急安排会面。经过长达三小时的激烈辩论，最终被迫同意签订抗日协议。

痛击鹿钟麟势力。随着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展与增强，鹿钟麟图谋以武力征服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意图将萧华驱逐出河北，以实现其所谓的“收复失地”计划。遵从蒋介石的密令，鹿钟麟任命民团头目孙仲文为游击支队司令，旨在对抗纵队，包围抗日政府，并对抗日部队发动袭击。萧华派遣津南督察公署专员杨靖远进行交涉。为表明诚意，杨靖远仅携带一名警卫员前往。然而，孙仲文暗中埋伏了十余名手下，意图扣押杨靖远。在孙仲文发出抓捕指令的瞬间，杨靖远反应迅速，紧紧抓住孙仲文的手腕，持枪对准其头部，命令其手下放下武器。在警卫员的掩护下，杨靖远成功脱险。

形成“三大法宝”

以身作则形成“头雁效应”。18岁已是“少共国际师”政委的萧华，白天像“大家长”一样照顾着身边的战士，夜深来回查岗了解情况。在一次露宿山林时，他把棉被让给了干事王宗槐，自己在寒风中冻了一夜；过草地时，他强忍饥饿把仅剩的青稞给了战士吴宗汉，说：“我要去司令部‘打游击’！”然而，实际上他却外出寻找野菜以解燃眉之急。在成功强渡大渡河后，萧华置个人安危于度外，高声呼喊：“共产党员们，跟我上！”在他的激励下，战士们奋勇争先，拼尽全力，最终夺取了石门坎。

1936年，摄影师捕捉到了萧华（左图）与杨得志在甘肃的珍贵合影。

精于宣传，激扬革命豪情。萧华坚信，出色的宣传工作正是点燃战士们内心热情的火种。众多老红军忆述，萧华“言辞激昂，极具鼓动性”。在穿越草地之际，一名警卫排班长英勇牺牲，战士们沉浸在悲痛之中。目睹此景，萧华便讲述了一段“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传奇故事，重燃了战士们的战斗意志。初次横渡乌江受挫，夜半时分突降大雨，红军士气一度低沉。萧华却激励众人，称这恶劣天气实为天赐良机，他的话语提振了士气，最终带领队伍果断取得胜利。

巧妙把握时机，开展统战工作。在横渡大渡河的前夕，红军必须穿越大凉山彝族区域。鉴于历史遗留的民族隔阂，彝族民众禁止汉人军队进入。萧华敏锐地捕捉到彝族人民对“义气”的尊崇，便代表刘伯承司令员提议与彝族首领结为兄弟，并赠予了一批枪支以示诚意。刘伯承司令员在听闻萧华谈判取得成功后，亲自前往与彝族首领小叶丹结盟，成就了“彝海结盟”的佳话。此举不仅为红军北上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成为了红军历史上的光辉篇章。

东北骁将

1945年12月，萧华受命担任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月28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彼时，东北匪患横行，蒋介石在大量向东北增兵之际，亦大规模收编土匪。萧华率领部队在安东发起了剿匪战役，继而又长途跋涉，进攻临江、抚顺的匪徒，最终进军岫岩。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作战，萧华指挥部队成功歼灭土匪超过两万，并建立了坚实的根据地。至1946年3月，国民党军队攻占沈阳后，集结两路重兵同时向本溪发起攻击，萧华与刚刚上任的辽东军区司令员程世才共同守卫本溪。在萧华的带领下，部队英勇迎战，本溪保卫战历时33天，共击毙、击伤、俘虏国民党军4700余人。

1958年，我随周恩来总理一同奔赴十三陵水库建设工地，并肩劳作。

在鞍海战役中，萧华将军运用军事与政治的双重手段，巧妙地指挥了这场战斗，此举不仅开创了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军起义的先河，也树立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标志性战例。面对陈诚所集结的8个师，共计10万大军，萧华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将自称“千里驹”的国民党军第25师诱至精心布置的新开岭战场。随后，他指挥部队集中优势兵力，果断出击，一举将该师全歼，生俘师长李正谊及以下8000余人，这成为了东北民主联军一次作战中全歼一个整师的辉煌战例。

1955年国庆之际，洪学智（位居左一）与粟裕（居于右二）、陈赓（位于右一）、肖华（站在右三）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

谱写《长征组歌》

1955年，萧华，当时年仅39岁，荣膺上将军衔，成为了我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上将，同时荣获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以及一级解放勋章。到了1964年10月，恰逢红一方面军长征30周年之际。作为长征的亲历者，萧华深感肩负着记录这段历史的使命和责任。经过深思熟虑与多方比较，他坚信诗歌这一形式，凭借其深邃的思想与情感，以及凝练且富有韵律的语言，能够集中而形象地展现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为了全面准确地把握红军长征的全貌，萧华搜集了大量的资料，经过精心的筛选，最终挑选出12个最具代表性的关键事件。他怀揣着对历史的深切责任感与饱满的创作激情，尽管身患重病，仍夜以继日，不懈努力，创作了以《红军不怕远征难》为总题的《长征组诗》。

1964年12月，战友歌舞团精心从长征诗词中挑选了十篇佳作，予以谱曲，它们分别是：《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以及《大会师》，共计十个描绘战斗与生活场景的篇章。融合了江西采茶调、苗家山歌、湖南花鼓、云南花灯以及陕北秧歌等多种艺术形式，经过精心谱曲，《长征组诗》蜕变成为《长征组歌》。1965年5月初，经过细致修订的《长征组歌》开始正式排练，并于8月1日建军节之际，在北京隆重上演。

萧华与《长征组歌》演员相聚

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和支持《长征组歌》的创演工作，大家称他为《长征组歌》的总导演，他曾先后10多次观看、审听和指导《长征组歌》的创作和排练。他曾这样评价萧华和他的组诗：“唯有亲历长征者，方能创作出《长征组歌》；唯有满怀激情者，方能铸就《长征组歌》。你为党和人民作出了贡献，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宝贵财富，我对你深表感激。”1975年，周总理身患重病之际，特地嘱托秘书从原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调取《长征组歌》的录音带。正是通过聆听《长征组歌》激昂的旋律，他坚强地与病魔抗争，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